1. 染指皇叔，刘璋坚守成都数年不降？

在三国的历史中，很多人有着一些认识的误区，对于刘璋的印象就是其中的一个。刘璋统治的益州，曾经是刘备、周瑜眼中的肥肉，都想将它一口吞下。这其中的理由就是诸葛亮《隆中对》里对刘璋的看法，那就是“刘璋闇弱”。为此，周瑜亲自率军去夺取西川，并且病逝于途中。刘备接着也亲自率军入川，终于经过长期的征战夺取了益州，成就了建国的基业。

可是，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刘备夺取西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被刘备、诸葛亮视为“闇弱”的刘璋，他的军队爆发出了刘备意想不到的战斗力。整个夺取西川的战争经过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刘备的军师庞统也战死沙场。仅仅一个雒城的争夺，就花费了刘备近一年的时间。这固然有西川地形险峻的原因，刘璋部下的战斗力也不容小觑。

直到刘备千辛万苦打到成都城下的时候，刘璋在城中的军队还有三万。在城中的谷帛可以支持一年，吏民都愿意死战。从这方面来说，刘璋至少还可以抵抗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刘备围攻成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一、马超来降的经过。

这件事就是马超来降事件。马超是西凉的名将，他曾经起兵反抗曹操。在著名的潼关之战中，马超率领关陇的十万大军，和曹操进行了一番殊死的鏖战。在战斗中，马超曾经将曹操的军队打得大败，上演了一幕曹操“割须弃袍”的好戏。

曹操在大败之余，对于骁勇善战的马超也无可奈何。他一边赞叹马超之勇不减于吕布，一边怒骂说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终于，曹操利用马超有勇无谋的弱点，采取离间计，让马超联军内部自乱，才打败了马超。

马超在失败之后，远走西凉。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继续起兵反抗曹操。可是因为双方实力悬殊，马超在取得一些战果后，还是在西凉无法立足，再次逃亡到汉中，依靠张鲁。

在张鲁那里，马超虽然得到了张鲁的器重，可是也遭到了张鲁部下的嫉妒。张鲁本来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马超，可是由于他手下的阻挠，没能如愿。马超在张鲁那里，遭受到各方面的不信任和歧视。作为曾经威震一方的统帅，马超郁郁不得志，对现实极为不满，经常怀有离去的心思。

在刘备攻打刘璋的时候，刘璋向张鲁求援。张鲁接受刘璋的请求后，派马超率领军队增援刘璋。可是让张鲁意想不到的是，马超到了与刘备交战的前线，却投降了刘备。刘备接受马超的投降后，十分惊喜。他说自己一定得到西川了。

刘备分出一部分兵力由马超率领，到成都城下劝降刘璋。在史书中记载，说成都“城中震怖”。刘璋在见到马超的军队后，便开城投降了。

二、刘璋投降的原因。

在马超来到成都城下的时候，刘璋的处境还不算太糟。在成都内还有三万精兵，有可以支持一年的物资，而且吏民的心理还没有变化，愿意为刘璋死战。如果按照雒城攻守战的经验，刘璋要是下决心死守，还是能够坚持很长时间的。可是，为什么刘璋一看到马超的到来就投降了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刘璋手下没有可以扭转局势的将领。如果刘璋对刘备采取防守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要有能够在相持阶段扭转战局的将领。在夷陵之战中，东吴的陆逊就是采取防御态势，和刘备相持了半年之久。在刘备和他的军队被拖得十分疲惫的时候，陆逊采取火攻打败了刘备。因此，刘璋如果手下有如同陆逊一样的将领，也还有取胜的可能。

可是，在刘璋防守成都的时候，他手下的将领已经丧失殆尽。他的一些优秀将领，如张任、邓贤、吴懿、严颜、李严等人，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投降了刘备。在成都城中，已经没有了可以与刘备相抗衡的将领。如果马超能够顺利来到城中，帮助刘璋防守，刘璋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可是马超却投降了刘备，这使得刘璋的形势雪上加霜。

其次，刘璋优柔寡断，放弃了取胜的条件。在当时，刘璋的手下郑度劝说他，对刘备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他针对刘备的军队远来疲惫，后勤物资供给不便。这使得刘备的主要物资补充依靠战争的掠夺。这种办法在短时间里可以满足刘备军队的需要，但是一旦战争时间延长，刘备的后勤压力就越来越大。

郑度建议他将野外所有的农作物和仓库都付之一炬，全部的百姓都迁移到安全地带，给刘备的军队留下一片空无人烟的地带。如果这样，刘备的军队会因为得不到物资的补给而不战自乱。当刘备得到这个情报时，对此十分厌恶。可是优柔寡断的刘璋，却以不能扰乱民心的理由拒绝了这个建议。

这使得刘备率领军队突入成都平原的时候，面对遍地庄稼，稠密的人烟，十分欣喜。这样，刘备就摆脱了后勤的困境，有了和刘璋长期相持的基础。虽然刘璋在成都城内的谷帛能够支持一年，可刘备的物资供应要远强于刘璋。如果双方相持到最后，先支持不住的还是刘璋。因此，刘璋拒绝了能够挽回局势的建议，使自己陷入了绝境。

第三，马超的到来，断绝了刘璋对外援的希望。刘璋既没有出色的将领能够扭转战局，又没有破坏刘备的后勤供应，为双方相持创造战机。在这种情况下，刘璋的希望就只有寻求外援一条路了。

可是，刘备已经不是最初攻打益州的刘备了。那个时候益州境内只有刘备一支孤军，和荆州互相隔绝。这样，刘璋可以调集重兵来抗击刘备。可是，如今荆州的刘备援军，在张飞、诸葛亮、赵云等人的率领下，已经突破了刘璋的防线，进入益州。

这支荆州来的援军，在夺取江州后，分路进军，攻占益州的各处城镇。在夺取了益州的大部分主要城镇后，这些军队来到成都与刘备汇合，一起攻打成都。刘璋从外地调来的军队，不是被歼灭，就是投降了刘备。刘璋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刘备已经没有了希望。

在刘璋统治区的周围，唯一可能向他派遣援军的势力就只剩下汉中的张鲁。因此，刘璋在得到张鲁答应救援的消息后，就开始等待这支援军的到来。他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这支援军的身上。尤其是这支军队是由名将马超率领的，这更增加了刘璋的渴望心情。

但是，刘璋等来的不是来救援自己的马超，而是打着刘备旗号的马超。这让刘璋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刘备十分清楚，这在心理上对刘璋的打击程度有多大。所以，刘备才会说出自己必然得到益州这样的话。

第四，刘璋完全失去了继续战争的勇气。马超的到来，彻底摧毁了刘璋的希望，也摧毁了刘璋继续战争的勇气。刘璋虽然有兵、有谷帛、有民心，可是已经没有了战胜刘备的希望。因为刘璋没有可以与刘备对抗的将领，没有克制刘备的办法，也没有了外援。即便是刘璋继续守卫成都，也只能苟延残喘而已。

就算是刘备攻不下成都，一直困守下去，等到成都的谷帛用尽，刘璋也只有失败一条路。而刘璋这个人用刘备、诸葛亮的评价来说，就是为人“闇弱”，本不是一个英明果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束手被擒的下场。

因此，刘璋在经过考虑之后，决定向刘备投降。他的手下劝阻时，他认为自己父子在益州二十年，对益州百姓没有多少恩德。在与刘备进行的长达三年的征战中，对益州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刘璋不忍心益州百姓再为自己做出牺牲，将没有希望的战争继续下去。出于这个理由，走投无路的刘璋选择了投降。

结语：

刘璋之所以一看到成为刘备手下的马超，就立刻开门投降了，是因为马超的出现，彻底摧毁了刘璋最后的希望。刘璋在进行成都攻防战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凭借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希望。

在长期的战争中，刘璋的主要将领相继战死或者投降，他的从益州各地调来的援军也都被刘备消灭。而刘璋又拒绝了郑度提出的坚壁清野的建议，使得刘备摆脱了后勤供应的困难。因此，刘璋只能寄托于外援的解围。而刘璋唯一的外援就是张鲁。

所以说，马超率领的张鲁援军是刘璋最后的希望。如果马超能够和刘璋同心协力，里应外合，还有一线打败刘备的希望。可是，马超却投降了刘备，这就使得刘璋对战局彻底绝望。虽然刘璋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可继续坚守下去也只能是苟延残喘。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刘璋选择了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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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羽对马超黄忠的封赏各有不满？

（一）刘备授衔 关羽不满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伴随着刘备进位汉中王，刘备集团内部的封赏仪式也是正式开始了，在这次的封赏中，有着六人最为耀眼。

是为原扬武将军、蜀郡太守法正一跃成为了尚书令领护军，总揽军政大权。

原荡寇将军、董督荆州事关羽升任为前将军且具有假节钺的权力。

原平西将军、督临沮的马超升任为左将军、假节。

原征虏将军领巴西太守张飞升任为右将军、假节，领巴西太守如故。

原征西将军黄忠升任为后将军。

原牙门将军魏延升任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独镇一方。

那么，在这份受封名单里，实际上，不满还是出现了，不是别人，正是向来孤傲的关羽。

在刘备打算封赏黄忠作为后将军的时候，诸葛亮就担心的对刘备说道：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大意是，黄忠的声望，一向比不上关羽马超等人，可是现如今却把他们放到了一个将军的档次上。

马超和张飞近在咫尺，知道黄忠在定军山之战中的表现，还能够安分一些。

可是，关羽却不是亲眼所见，只是听闻军报而已，难道关羽不会因此而不满吗？

堂堂刘备集团的大管家诸葛亮都尚且如此忧心忡忡，就足以见出关羽的狂傲程度达到了什么程度，别人立有大功，赏罚还需要仰仗关羽的脸色，来看关羽的意愿吗？

对此，刘备也是回复道：

“吾自当解之。”

也就是说，刘备的意思是，我自己给关羽一个解释，以上的记载出自于《三国志 蜀书 黄忠传》。

随后，刘备便派遣前部司马费诗前往册封关羽，果然，关羽听到这个任命后，相当的不满，他愤怒狂傲的说道：

“大丈夫怎么能跟一个老兵同列呢！”

此时，料到关羽会发难的费诗，早就准备好了说辞，他劝说关羽道：

“现在汉中王因为黄忠一时的功劳，给予他很高的恩宠，但说到汉中王心中的地位，怎么会把黄忠与您等同起来啊！”

“汉中王与您就像是同一个整体，忧乐同享，福祸共当。我认为您不应该在意官号的高低，以及爵位俸禄的多少。”

“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奉命行事的使者，如果您不肯接受任命，我这就马上回去，只是为您这样感到惋惜，恐怕您以后要后悔的。”

此后，关羽醒悟过来，于是接受了前将军的任命，这是他对于黄忠的不满，而对于马超的不满，则是在此之前，建安十九年（公元219年）夏，马超刚刚归顺刘备时的事情。

（二）狂傲至极 美髯绝伦

当时，听闻马超归降，狂傲的关羽认为马超并非古旧，怎么能受到如此的待遇，于是他直接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询问马超才能可以与谁相类比，是为：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对此，诸葛亮自然明白，这是关羽的狂傲所致，因此，他亲自写信回复道：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三国志 蜀书 关羽传》

关羽一听，乐坏了，那就是马超只能和张飞比一比，还不是自己的对手，且诸葛亮更是夸赞他为美髯公。

关羽的小自满再次突显了出来，高兴地直接把诸葛亮的信给在座的宾客们传阅，可是，正如题主所问，如此高傲的一个关羽，怎么就对魏延的擢升不闻不问呢？

（三）吕布死后 在座的各位都是渣渣

魏延在汉中争夺战中的确有着不错的表现，所以，当三军认为刘备擢拔汉中太守的时候，一定会给张飞，张飞也是如此自诩，可是，当刘备说出将这个任务交给魏延的时候，一军皆惊！

而魏延的就职感言，也是相当的豪迈，他对刘备说道：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三国志 蜀书 魏延传》

此话甚是豪迈，刘备称赞，众军拜服，那么，关羽为什么对此不闻不问呢？

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魏延的军功与成长，而是因为在关羽的眼里，魏延的等级还远远比不上自己，魏延只不过是一个得到重要的杂号将军而已，管理着汉中之地。

可是自己是仅次于三公级别的重号将军且独自典领荆州五郡，这不是魏延那个级别可比拟的，换句话说，关羽只在乎谁能影响自己。

套用一句现在网络调侃的话，自从吕布死后，天下英雄在关羽眼里，都是渣渣，而魏延彼时，自然不在影响关羽的那个行列。

因此一句话，关羽压根儿就没看得上魏延这么一号人物，所以，魏延爱做什么官做什么官，与他关羽一毛钱的关系都不存在。

3. 清代红带子能封什么爵？

在清朝皇室宗亲被分为三类，分别是黄带子宗室和红带子觉罗以及紫带子的特殊皇族成员这三类，既然皇族被划分了等级，当然就是为了强调亲疏远近之分，就如同普通人对待自己的亲叔叔肯定和对待自己的堂叔不同一般，同样道理皇帝也是如此，所以清朝的皇室就有了如此的区别划分。

其实清朝各方面的制度基本都承袭于明朝，但是清朝也都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在各方面制度上都进行了革新，也包括皇族成员管理制度上也都进行了改革，就像黄带子、红带子、紫带子的区分。

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皇太极推行汉化，效仿明朝皇室的皇族姓氏制度，将皇族姓氏定为爱新觉罗氏，并且皇太极还区分了皇族近亲和远亲的区别。

皇太极以爷爷塔克世为界限，塔克世一系的后人都属于皇室近亲，是皇室嫡系子孙，被称为宗室，而塔克世平辈以及长辈的同族后人属于皇室远亲，被称为觉罗。

觉罗在满语中的含义是远方的意思，可以引申为远支亲戚的意思，所以清朝称皇室远亲为觉罗。不过实际上爱新觉罗家族的姓氏本身就意味着这个家族实际上是满洲爱新部的远支宗亲的意思，爱新觉罗家族一直是爱新部的边缘家族，只不过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老爹塔克世时期，塔克世被明朝封为建州女真左卫指挥之职，爱新觉罗家族才以远支宗亲逐渐崛起。

皇太极为了区分近亲宗室和远亲觉罗，因此制定了近亲宗室可以佩戴皇帝才能戴的金黄色腰带以彰显身份地位，而远支觉罗则佩戴红色腰带，所以民间俗称为黄带子和红带子。

因此清朝的近亲宗室和远亲觉罗外在区别就是腰间的腰带颜色，当然，在家谱中近亲宗室和远亲觉罗也是分开记录的，普通人的族谱叫家谱，而皇帝家的家谱则被称为《玉牒》，而清朝的《玉牒》分为三系，一系是帝王支系，也就是记录帝王及其后世子孙的谱系；另外一系是记录近亲宗室的谱系；最后则是记录远亲觉罗的谱系。在《玉牒》中帝王和近亲宗室都是用黄封面的，而远亲觉罗则是用红封面的。

除了黄带子和红带子之外，还有第三种特殊的皇室成员佩戴紫色腰带，为何说佩戴紫色腰带的人是皇室成员的特殊人群，因为这些人都是因犯事被革除宗籍的皇室成员，最初的时候被革除宗籍的皇室成员与普通旗人无异，其子孙后代姓名不得再被录入《玉牒》，但是到了康熙时期，康熙规定爱新觉罗氏同姓不得通婚，而这些被革除宗籍的皇室成员从血统上来说还是爱新觉罗氏血统，康熙为了避免出现这些被革除皇室宗籍身份的人与皇族成员出现本家通婚的现象，所以就让这些被革除皇室宗籍身份的人佩戴紫色腰带。

康熙还允许这些被革除皇室宗籍身份的人及其子孙后代姓名可以录入《玉牒》中，原来是近亲宗室的人则附录在黄册之后，原来是远亲觉罗的人则附录在红册之后。

而在系紫色腰带的人中除了包括已革除皇室宗亲身份的人，还包括了一位满洲圣人的家族后裔，这个人就是觉尔察·达海。

达海是完善了满洲文字和风俗的人，在皇太极时期被赐号巴克什，这个封号的意思就是满洲圣人的意思，达海在满洲人心目中就如同孔子一般，因此康熙特赐达海家族可以佩戴紫色腰带，并且可以和皇室宗亲一样其家族女性成员不用参加宫廷选秀，以彰显其家族身份高贵。

所以说在清朝普通百姓是没有资格佩戴黄、红、紫三色腰带的，这三色腰带代表着佩戴者的身份地位等级象征。

当然，黄带子、红带子、紫带子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一根腰带和在《玉牒》中的记录区别，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他们在物质上的待遇区别。

清朝的爵位分为皇室爵位和民爵，皇室爵位就是专门只能封给皇室成员的爵位，而民爵则是可以封给有功之臣的爵位。

清朝的皇室爵位主要分为入八分爵位和不入八分爵位，入八分的爵位包括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

不入八分爵位则有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一二三等镇国将军、一二三等辅国将军、一二三等奉国将军以及奉恩将军。

清朝皇室的爵位以入八分和不入八分为界限，八分其实就是指的朱轮、紫缰、宝石顶、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马坐褥和门钉这八种衣食住行的待遇。

朱轮、紫缰指的是马车的车轮是红色，骑马的缰绳是紫色；

宝石顶就是指官帽上镶嵌的宝石不同，在清朝只有入八分爵位的皇室贵族才能佩戴宝石顶，而不入八分爵位的人和一二品大官只能佩戴珊瑚顶；

双眼花翎就是指官帽后面的花翎，不入八分爵位的人都只能佩戴单眼花翎，而奉恩镇国公和奉恩辅国公这一级爵位的人是佩戴双眼花翎，贝子爵位往上的高等爵位的皇室贵族佩戴三眼花翎；

牛角灯、茶搭子、马坐褥分别是指晚上照明的射灯和保存热水用的保温垫以及马鞍辔下垫的一层褥子；

门钉则是指府门上的钉子，皇宫中的门钉是九行九列八十一颗，亲王家门的钉子数量是九行七列六十三颗，从郡王级别到奉恩辅国公级别府上门钉数量是一致的，都是七行七列四十九颗，而所有不入八分爵位的府上门钉数量都是一样，是五行九列四十五颗。

而且入八分爵位的人必须在朝廷中担任差事，且不得批准不能离开京城，在出席一些国家大型典礼活动时，入八分爵位的人是要跟在皇帝后面而行的。

相比之下不入八分爵位的人就不需要在朝廷中担任差事，也更加自由可以随时离开京城，出席国家大型典礼活动时则不能跟在皇帝后面，只需要跟在本旗旗主后面即可。

因此从这些可以看出入八分爵位和不入八分爵位在各方面待遇都不一样，入八分爵位很明显待遇要比不入八分高不少，所以也能看出来入八分爵位那都属于是近亲宗室才能被册封的爵位，而不入八分爵位肯定就都是远支觉罗才能被册封的爵位了。

但事实上红带子的远支觉罗能被封到不入八分镇国公和不入八分辅国公这两个级别爵位的人都少之又少，能获封这两个级别爵位的人都是祖上有战功的家族，实际上红带子的远支觉罗能获封最低级的爵位奉恩将军就已经很不错了，绝大多数的红带子的远支觉罗都是闲散觉罗即没有封爵的皇亲。

在清初时期闲散的皇亲没有封爵也就是没有任何收入，与平民无异，只是在社会上身份地位高于平民，并且不受地方官府法律约束，闲散的皇亲如果犯了法是要由地方官府移交到宗人府处理的。

因此这些闲散皇亲由于没有收入，所以仗着社会地位和特殊身份不受法律约束，欺压百姓的人有不少，他们根本不会从事生产工作，人品好一些的则生活得也很落魄，因为放不下皇族成员的身份去生产工作，虽然人品好一些不会欺压百姓，但生活的却很落魄。

所以到了乾隆时期，乾隆考虑到这些闲散皇亲要么欺压百姓，要么生活落魄，不管哪一条对皇室的名声都不好，于是乾隆下旨赐给闲散皇亲配穿正四品武官顶戴和朝服，并每年给他们发低保，还要求宗人府严格约束闲散皇亲的不法行为，这样这些闲散皇亲才算是稳当了下来。

乾隆所发的这笔低保官名叫作养赡银，也是按照黄带子和红带子分发，黄带子的闲散宗室每年可以从朝廷领取36两银子42斛米；红带子的闲散觉罗每年可以从朝廷领取24两银子21斛米，至于紫带子的都属于被革除宗籍的皇室宗亲，不受惩罚就不错了，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待遇了。

这笔养赡银是个什么消费概念呢？按照晚清时期的人均收入计算，当时人均年收入大概在6两银子左右，实际上贫民要比这个收入还低，大概在2两银子左右，这么一对比，那这个养赡银给的还是很多的了。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主要依据还是在清朝时期京城消费水平比较高，按照史料记载晚清时期京城的五口之家年均开销大概在30两银子左右，这么一算的话，那这笔养赡银还真可以算是低保了，这些黄带子的闲散宗室和红带子的闲散觉罗连孩子都不敢多生，当然，这是指在京城生活的水平，如果离开京城，那么他们领的这笔钱花起来还是非常富足了。

不过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朝各种割地赔款，财政十分紧张，这笔养赡银基本已经名存实亡发不出来了，所以晚清时期那些黄带子闲散宗室和红带子闲散觉罗依靠这笔养赡银生活的基本都陷入了困境。

红带子觉罗能获封的爵位最高也就是不入八分镇国公和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年收入是700两俸银和700斛禄米；辅国公年收入是500两俸银和500斛禄米。

黄带子宗室能获封的最高爵位则是亲王爵位，清朝的亲王每年收入是1万两俸银和1万斛禄米，除此之外清朝还规定亲王可以申报一个儿子为亲王世子，作为亲王世子每年还有6000两俸银和6000斛禄米。

也就是说一个亲王每年可以收入1.6万两俸银和1.6万斛禄米，要比那两个不入八分的公爵收入多很多。那也没办法，谁让黄带子宗室人家是皇帝近亲而红带子觉罗是远亲呢，这才叫亲疏远近之分。

而且在清朝想获得爵位其实还很难，不是皇室宗亲生下来就有爵位的，清朝的皇室爵位获得途径通常分为功封、袭封、恩封、袭封四种形式。

功封通常就是指立下战功的情况下可获得封爵，红带子觉罗即便立有战功，顶多也就会被封到不入八分镇国公或不入八分辅国公这两级爵位。

袭封就是指儿子继承老爹的爵位，在继承时要按照清朝的世袭递降规矩继承爵位，在清朝除了极少数获得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家族承袭爵位不需要世袭递降之外，其他的所有爵位都需要世袭递降。也就是比如老爹是亲王爵位，那么儿子再继承爵位只能继承低一级的郡王爵位，这种封爵前提就是得有一个好爹，能有爵位传承下来。

恩封就是指皇帝很喜欢你，没理由地就想给你封爵。比如雍正的十三弟胤祥，他在康熙时期没有封爵，哥哥雍正继位之后很喜欢他，直接将他晋封为怡亲王，在他死后他的家族更获得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待遇，胤祥的怡亲王爵位就是典型的恩封，当然这种情况通常都会出现在黄带子的近亲宗室身上，红带子作为远亲觉罗与皇帝的血缘关系都很远了，几乎不会得到皇帝的喜爱和关注，也就谈不上恩封了。

考封是指通过像科举考试一样成绩优异者获得封爵，这也是清朝独有的一种封爵制度，也是清朝皇室宗亲获得封爵的主要途径。

考封的考试项目主要为满汉文翻译水平、骑马射箭和步行射箭三项，主要是针对非嫡长子的皇亲受封爵位的考核，毕竟清朝是有着嫡长制度，只有嫡长子才能降级承袭父亲爵位，那其他的儿子想获得封爵就得走考封之路。

但是考封制度的前提还是得有一个好爹，当爹的封爵越高，那么儿子走考封获得的爵位也会相应高一些。

就如上图所示，如果老爹是亲王，那么亲王嫡福晋所生的幼子按照规矩想获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的话，就得需要参加考试，而且必须三项考试全部考优才能顺利获封，如果两优一平，就得降级承袭一等镇国将军爵位；如果一优二平或二优一劣，就得降二级承袭二等镇国将军爵位；如果是一优一平一劣，这就降三级承袭三等镇国将军爵位；如果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及全劣者那就不用想着封爵了，直接变成黄带子闲散宗室了。

不过考封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不管是黄带子闲散宗室和红带子闲散觉罗，父亲没有封爵也可以走考封之路，比如父亲没有封爵，红带子觉罗就是以闲散觉罗身份参加考封的话，前提必须是成绩极为优异，可以获得云骑尉这类的小封爵。

清朝的云骑尉这个封爵通常都是册封给因公殉职的烈士子女的爵位，年收入大概是85两银子左右，基本相当于一名正五品官的年收入。

虽然云骑尉这个小封爵的地位待遇并不高，但是对于红带子的闲散觉罗来说也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因此在清朝考封之路成了很多红带子的闲散觉罗努力奋斗的目标。

写在最后

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出虽然在清朝红带子觉罗算是皇室宗亲，隶属于皇室宗人府管辖，但实际上他们所能获得的封爵和待遇远比黄带子的皇室近亲差很多，毕竟皇帝亲戚也是要分亲疏远近的嘛。

不过清朝的皇族区别划分和获得爵位的途径都要相对比之前历朝历代都更加合理，其实清朝设置这些规矩无非就是为了限制皇族，也是担心过于庞大的皇族成员群体日后会成为拖累国家财政的负担。

在清朝限制皇室成员获得爵位的手段下，清朝皇室成员中有爵位的人仅占6.3%，而这些获得爵位的皇室成员中，获得不入八分爵位的人占比为75%，也就是说清朝皇室成员中大多数人都只获得了低级的爵位，而清朝皇室成员中更是有高达93.7%的人是没有任何封爵，也就是闲散的皇亲。

所以清朝的皇族区分对待和获得封爵制度相对都要比其他朝代合理得多，能有效地扼制后期过于庞大的皇族成员成为国家财政负担。

4. 诸葛亮躬耕地学术界早有定论？

皇帝早有定论才是硬道理

三问：襄樊说的网友们

1：诸葛亮写出师表时候已经有襄阳郡多时了，还拿亮姐夫家碰瓷躬耕地？！

2：习凿齿那本书里写过躬耕二字？！

3：古宅、故居、寓居能和躬耕地混为一谈吗？

无中生有、在坟地上杜撰出来的风景区，能弄假成真吗？！

看看造假为节约成本用襄简王墓地神道碑改草庐碑，再看看这个建筑和隆中景区里面那个是一对夫妻？

和上图对比一下看看出来什么？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是全国唯一卧龙躬耕地[作揖][作揖][作揖]自建立以来没做任何更改。

看“古隆中”造假年鉴[灵光一闪]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历史清晰看见

5. 曹操曹丕曹睿这三个人中司马懿最怕哪个？

罗贯中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司马懿作为三国时期的顶级智囊，他一生侍奉了曹氏四代四个主子，既是曹操、曹丕、曹睿和曹芳。除去曹芳年幼权臣制衡，没有什么实际舞台表现外，这曹操、曹丕和曹睿可以说都是人中龙凤，不可方物；曹操曹孟德自然不必说，文治武功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其子孙曹丕和曹睿也真是亲生的，深谙老曹家的权驭之术，外显以宽，礼让三先，实则是快、狠、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老曹家的家训格言。

司马懿作为曹氏一门四代主公的”牵马坠蹬“者，他本身也是阴毒之极，城府极深，而且，他的一举一动基本也都被主子们看在眼里，所以，对于曹操家族来说，司马懿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司马懿这把剑锋利无比，青锋凌冽，照人胆寒，用得顺手那就是好家伙，不顺手，那可就是容易反噬其身的自残物件了。所以曹操认为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临终交代后继者曹丕要严防死守，不用则罢，用，就要盯死了——司马懿这把剑，宁可曹氏把他给毁了，也决不能叫他反目相向，毁了曹家基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懿一生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既想得到曹氏的重用，又各种投鼠忌器，真是也老大难啊！面对曹操、曹丕和曹睿这三位集聪慧和同样狠毒于一身的主公，司马懿究竟又最怕、最忌惮哪位呢？本公子认为，令司马懿连睡觉都会噩梦连连的，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时刻悬在他心头，令他寝食难安的，应该是魏文帝曹丕无疑。为什么长公子你这样说呢？因为，曹丕是随时可以要他命的人。亲，你且随本公子一起来看个究竟。

第一、曹操之稳与曹睿之固：司马懿翻不起什么大浪，无伤大雅。

（一）曹操之稳：司马懿在曹操眼里不过就是曹家后花园养鱼池里一条比较漂亮的玩赏金鱼而已。

曹魏的基业是曹操一手打拼起来的，他是绝对的奠基人，放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以至于整个历史长河中，曹操都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一代风流人物，仅就他的不世功业而言，毛伟人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魏武帝，曹操对得起这个称号。他后面几个子孙加起来，还真不能比肩曹孟德。

曹操的对手也都是当时的雄者，一方诸侯，西凉马腾韩遂，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兄弟，等等，他的战绩我们不再累述。简单看下曹操的班组匹配，绝对豪华无比。

曹操文有谋士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等；武有五子良将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等，当然，这都算是佼佼者，算是代表。曹操麾下战将不下千员，谋士无算，拥兵百万，占据当时最好的土地北方。这天时地利人和基本占全了。

司马懿是个功利心非常强的人，汉献帝和曹操多次征召他，他都避而不就，看起来很清高呀！其实呢，这就跟卧龙诸葛亮是一个套路，表面是清心寡欲，隐居深山，实则是待价而沽，把自己当作和氏璧那样的美玉，稀世珍宝，不是不出山，看的是谁来求，给什么价钱。

司马懿学姜太公钓鱼呢，愿者上钩。可实际上，在当时的乱世之中，他还真没什么多大的选择余地，比袁世凯彰德府钓鱼的境界可就真差远了。

曹操什么人那？乱世之奸雄。奸人中的雄者，领头人，老祖宗，厚黑学那一套是他的老本行。

所以，司马懿你想躲是躲不开的，想做姜太公也是枉然，想什么呢？我曹阿瞒可不是周文王，更不可能是你钓竿小的一条鱼。你司马懿不是老想着钓鱼嘛！好么，曹孟德我满足你的欲望和无知，就非要把你放我养鱼池里来，叫你做一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司马懿，快到碗里来。

曹操财大气粗，养几个闲人算什么？把徐庶从刘玄德手里挖过来养着，你不干事无所谓，老曹家养的起，把你困起来不外跑就行。杨修，要不是耍太多招人嫌的小聪明，这样的名门士子有多少养多少。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样看来，司马懿他就是曹操鱼缸里的一条观赏鱼，你很漂亮，好看，我养着你。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曹操虽然老道狠辣，实际上对司马懿是没什么害处的，再加上司马懿百巧弄乖，装怂，对曹操的任何安排都是妥妥的顺从，司马懿大概可以是高枕无忧了。曹操，司马懿真用不着害怕。

（二）曹睿之固：司马懿只是曹睿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权力制衡的一枚棋子，掌中物件。

曹睿时期，已经远不是他爷爷曹操创业时候那么个状况了。

曹操已经把北方能啃的大骨头都给啃光了，到曹睿手里，曹魏已经是第二代君王了，可以说是整个曹氏江山根基已经稳固成型，文武兼备，兵精粮足，实力碾压蜀汉和东吴两家，一统三国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时候，曹操的老本家夏后氏和现在的老曹家，各种远近亲表，青年才俊也都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遍地开花，你像曹真、曹休等。在当时整个曹魏朝野大格局之下，曹睿的策略很明显，有鲜明的倾向性，即是，一方面拉拢刘汉末年的各种旧勋贵，一方面又把实权、特别是统兵征伐大权交给相对可以更能信任的曹氏、夏后氏家族弟子身上。曹睿此举，当然也是在走钢丝，也实在是一种比较精到的帝王术。而此时的司马懿，则成了曹睿眼中可用的制衡各方的一个中间人。

为什么会是司马懿呢？司马懿此时已经是三朝老臣，功勋卓著，成为了实际的一股势力，而司马懿这个老狐狸又很会做人，低调隐忍，不翘尾巴做大尾巴狼。那这样看来，司马懿还真就适合这个制衡的角色。

曹氏家族能干就用，差不多的也能用，一旦有大的闪失，曹睿就会用上司马懿。这种做法，一个是叫司马懿顶缸，一个是警告曹氏弟子。大白话就是，你们谁都可以用，也谁都能随时不用，干不好，卷铺盖卷回家玩球去。

所以，司马懿作为曹睿自认为的一枚棋子，曹睿对司马懿把玩掌控的也很到位，统兵大权基本不给司马懿，万不得已也是拿他来救火，完事后，你司马懿该干嘛还干嘛去，您老人家年事已高，我曹睿作为主子体恤你，你就放心接着回府上养老吧，得，顺便再送你个美姬妾，多好的事儿啊。

如此，曹睿虽然比曹操凶险些，到底不会伤及性命，司马懿老骨头还有用，面子上对三朝老臣也要过得去。此时的司马懿，大概不会多怕曹睿的吧。

第二、曹丕之短、之狠毒：他老爹奸雄曹操都自叹不如。

长公子，曹丕可是司马懿一手扶起来的呀！他们形同父子，狼狈为奸，都快能穿一条裤子了。没有司马懿这个恩师的大力支持，他曹丕恐怕连继任魏王的资格都没有，还谈什么千秋帝业？

没错，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司马懿最怕曹丕，还真就是因为这种他和曹丕主公的太过亲密的关系。这自古以来，皇帝上班坐金銮殿，前面要跟文武群臣隔着一个类似帘子的东西，又有各种繁琐的礼仪，这是为什么呀？君权神授，这皇帝是天子，天之子，代表上天来治理民间的“超人”，一旦登基上位，他就不是个人了，他是天的儿子，其他任他是谁，都是凡夫俗子。所谓“天机不可泄露”。

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困难可以与共，这皇权富贵可是天下独一份，曹丕称帝了，司马懿可真不能想多了。

作为曹魏皇帝的曹丕，他可真不需要什么穿一条裤子的“肚子里的蛔虫”，这是大忌。

（一）司马懿掌握了曹丕乃至整个曹魏家族将来前程的致命短处。

司马懿被曹丕跟老爹曹操索要去做了府上的老师，从此形影不离，至少在曹丕成为世子和魏王前，他们俩看起来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这司马懿无形中也就知道了曹丕的很多秘密，甚至曹丕的私生活，更有甚者，司马懿还窥探到了曹丕的一个致命的秘密，那就是曹丕从小就有肺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治不好的。要知道，就是曹丕他老爹，老奸巨猾的曹操曹孟德都到死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所以你看，曹丕短寿，他老爹曹操活了67岁，在当时算高寿，可是曹丕呢，他只活了短短的40岁，50不算夭，他都算早夭了。为什么呢？就是他打小就得的治不了根的痨病。曹丕经常咳血，称帝后就更是大量的吐血，要不是养尊处优，老曹家家庭条件好，可能他都活不到成年。

这也是司马懿狠毒的一个极致表现，他就是挑这个短命鬼曹丕来做曹操未来的接班人，他自己好见机行事，最终取而代之，真是个惊天大布局啊！

曹丕和司马懿走的这么近，那曹丕会不会发现司马懿知道这个事情呢？答案是，确实有。

后期的魏文帝曹丕，在体虚咳血期间，也屡屡召见司马懿，久而久之，司马懿不会什么都没看到，而曹丕也心知肚明。

所以，司马懿知道曹丕致命的短处，稍有不慎，这曹丕就有可能要了他的老命。他能不害怕吗？

（二）曹丕比司马懿更狠毒：在曹操立世子的事情上，曹丕和司马懿合伙共谋毒死了曹操最钟爱的幼子曹冲。

亲，你是知道的，在曹操接班人选上，曹操中意的长子曹昂战死了，之后最得意的就是那个七岁就能称象的聪明绝顶的神童曹冲了。曹丕称帝后也说过，要不是曹昂和曹冲都死掉了，那是绝对不可能轮到他上位的。

那么问题来了，曹冲是怎么死掉的呢？

没错，聪明如你，曹冲是被曹丕和司马懿共谋毒死的。司马懿提供了计谋，曹丕是实际执行者。

我们从曹冲之死来看曹丕和司马懿的狠毒。

司马懿这条奸计，当然是狠毒无比，没有下限。但是呢，跟他的高徒曹丕比，那还是差了点，要知道，对于司马懿来说，曹冲怎么说都是个外人，换成谁，那也没有什么大区别，不过都是曹操的儿子而已；可是对于曹丕来说，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曹冲可是他曹丕的亲弟弟，虽然不是一个妈，怎么说都是一个老爹曹操生养的。能对亲弟弟不择手段下死手的人，该是有多么狠毒啊！司马懿自愧不如，就是背了一辈子“奸雄”骂名的曹操也自叹不如啊！跟这有一拼的，估计也就数刘皇叔刘备摔儿子阿斗了，要不怎么说蜀汉后主刘禅脑子不怎么灵光呢?都是他老爹刘玄德给摔的，脑震荡了，可不就那样了嘛!

这种皇室内斗，哥哥为上位亲自毒杀亲弟弟的事情，传出去问题可就大了，曹丕的丑闻，也只能是他一个人知道最好。

我们再看曹丕对一母同胞的弟弟曹植，你司马懿也能七步作诗嘛!

司马懿作为策划者和帮凶，他自然就算是拿捏到了主公曹丕另一个不可为外人所道的“七寸”：

1、曹丕是弑弟上位，不是老主公曹操的本意，那他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了，属于谋逆，这皇位还坐不坐了？

2、曹丕为谋取上位，弑杀亲弟弟，这样狗血的宫廷丑闻，在曹家来说是大不孝，在曹魏朝野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

两点归一点，曹丕此举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所以，司马懿手里有曹丕这样的小辫子，那曹丕能不“刮目相看”吗？司马懿活一天，他心里就不踏实一天。再加上曹丕这样能够出死手干掉亲弟弟的狠毒手段，保不准什么时候司马懿他也会被咔嚓了。亲弟弟都杀得，凭什么你一个所谓的老师就能豁免？所以，司马懿想想肝儿都颤，他是打心里惧怕曹丕的。

一个单位里做事情，还真得有点眉眼高低，老板的事情，特别是私生活，少打听为好，什么事该知道，什么事不能知道，要有分寸。有时候跟老板走的太近，套太多客套，哦，别看表象，领导跟我怎么怎么近，如何如何好，亲，你怎么知道人家领导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要想太多，真的，一个办公室，人多手杂，睁只眼闭只眼才是王道啊！

从《三国演义》小说的角度看，司马懿最怕的不是曹睿，也不是曹操，而实际是魏文帝曹丕。他们看起来形同父子，亲密无间，实则是貌合神离，相互利用，各有各的小算盘。司马懿和曹丕走的太近，也不见得就完全是什么好事，司马懿知道曹丕的秘密太多了，曹丕有肺痨短命他知道，合伙毒死曹冲他有份，这都是他司马懿不该知道的事情。曹丕能够下手杀亲弟弟曹冲的主儿，骨子里又处处透露着他老爹曹操的奸诈凶狠，司马懿可不就得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嘛！每当司马懿想出山统兵的时候，曹丕就会搂着他的肩膀说：“仲达啊！朕想你啊！朕离不开你啊！你可不能远离了朕。”——这曹丕不放心啊，也只有司马懿乖乖地时刻在曹丕的两眼视野范围内，才算安心。你说说，这司马懿能不惧怕曹丕嘛！怕得要死。

6. 清代八旗制度是如何划分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入关后八旗领主王公与旗人主属关系的表现

嘉道时期,礼亲王府的昭梿曾叙述:人关后“诸王分将之旗有五: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其五旗户籍,皆为王公僚属,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递为臣仆”。昭梿所说的下五旗旗人皆为宗室王公之“僚属”“臣仆”,就是指的他们之间的主属关系,它是入关前旗人对领主王公私隶性关系的残留,是它的延续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主奴性的私隶关系。

入关后,下五旗王公的属下旗人,由于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具有身份上的特殊性,所以在文献上又有专门的称呼——“哈哴阿”,满文为“harangga”,“从属者”之义。对领有他们的宗室王公乃至其家属,仍称“属主”“管主”,俗称“主子”“主”。

他们在主子跟前要自称“奴才”,即使是身为中央或地方大员者也要这样称呼。康熙年间,隶属于镶白旗雍亲王胤禛的四川巡抚年羹尧,在给胤禛的信中没有自称奴才,便遭到主子胤禛的痛斥,指责他是“藐视本门主子”,并训诫他:“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莫不皆称主子、奴才”,“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吏乎”。

康熙初曾在京滞留的进士储方庆还据其所见,以汉军旗人官员为例,对二者之间的主仆名分及哈哴阿的低贱性做过更生动的叙述：

至于满、汉之外,复有汉军一途,其仕之尊显者亦列于公孤之选。然位虽尊于天家,而名仍隶于私室,方得其位之时,非不赫然贵矣,一遇其主,则俯首帖耳,执役之不眼,举人世可卑可贱之事恒视为固然,而不敢稍有所抵牾。

这些汉军旗人虽然在朝廷为官,有些人甚至“列于公孤之选”,极人臣之贵,可是“一遇其主”便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而不敢稍有所抵牾”,且“执役之不暇”,将侍奉主人之贱役“恒视为固然”,自认为是分所当然,为何如此?

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在官场或社会中地位虽尊,却又“隶于私室”,是王公主子私人的卑下奴才,所以在主子面前不得不如此。身为哈哴阿的官员若犯严重罪行,则进一步降其身份为更低等的家奴,而且仍如入关前一样,给原主子家为奴。雍正以前,这类事经常出现。

如顺治五年七月,怀来兵备道道员朱永旺只因“抗摄政王令,不饲牛”,便被革职、鞭五十,然后“给本主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家为奴”。顺治十七年八月,巡抚朱衣助降敌后又逃回,免其死罪后“仍交与该王为奴”。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兵部等衙门拟将触犯军法的总兵官朱衣客处斩,康熙帝下令:“朱衣客着从宽免死,给与该主为奴。”当时还有罚入辛者库之制,所谓入辛者库,是入于包衣管领下为奴,使其为主子服贱役。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护军统领赵赖(满人)因保皇太子胤礽时推病不到,康熙命将赵赖革职,“交该管主,令人辛者库当下贱差使”。同样,雍正十一年七月,庄亲王胤禄属下査尔布获罪,其一家四口也是“人该管和硕庄亲王之包衣辛者库”。

其次，是管主役使哈哴阿,哈哴阿作为仆有侍奉主子的义务。

顺治朝在京的史学家谈迁曾据其见闻而叙述,当时旗人“隶于旗下,各受所辖,虽官中外,列三九,一谢事归旗,听役本辖,子女不得避也”。康熙朝,大学士席哈纳、吏部左侍郎傅继祖(满人),年老休致后,便一个在“该管王门上行走”,一个为主子管王府家务。年老退休了却不能养老,还要为本管王当差行走,表明他们的身份并不完全自由。

旗人官员犯罪革职,朝廷有时还直接指令他们去侍奉主子、接受主子的差遣。如康熙二十六年,副都御史舒恕因昏庸不能胜任其职而被解任,“交与该王为护卫”。纳尔库被革去笔帖式“交与该王当差”。五十二年三月,内阁学士宗绅保因“为人胡涂,着解退,发伊该管王处行走”。哈哴阿家属子女,平时就应在主子之家当差。

如顺治朝著名的大学士正红旗汉军旗人宁完我,其四世孙宁邦玺在雍正年间为正红旗“康亲王(崇安)属下”,便在康亲王府上充当服侍主人杂务的拜唐阿。刑部尚书镶白旗满洲人富察氏傅鼐,康熙朝时为雍亲王胤禛属下,也是“年十六,侍宪皇帝(胤禛)于藩邸,骖乘持盖,不顷刻离”。

乾隆四十四年所修的《八旗则例》甚至还规定:旗员任地方官携家属赴任,如有十八岁以上的子弟,要先“询明该管王公有无用伊之处”,“如有用处,停其携往”。这一规定至同治年间仍然保留。 清廷也允许五旗王公在中央规定的范围之内,于属下旗人挑取为其府第行走的差役和随侍人员。

另外,哈哴阿日常还要去主子家请安,以尽为仆之礼;遇年节或主家红、白之事,去主家庆、吊,乃“分所当然”。前述四川巡抚年羹尧因为没有尽这种主仆之礼,主子雍亲王胤禛便痛斥他“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又提到“妃母(指康熙帝之德妃,胤禛生母)千秋大庆,阿哥(指胤禛长子弘时)完婚之喜,而汝从无一字前来称贺”。

主家若有丧事,其属下旗人还要穿孝、服丧。顺治年间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死,其“所属官员、护军校以上并妻,俱丧服,大祭后除服”。宗室王公们的福晋、夫人,或女儿受封者如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死,也有“属员服丧”之礼,所属旗人“官员帽除缨,官员妻俱丧服,大祭毕除服”。

为防止王公家丧事所属官员服丧影响国家公务,雍正四年又补充规定:“嗣后王、贝勒、贝子、公等,如遇家有丧事,将该属文武大臣,着吏、兵二部开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员内有在紧要处行走者,着该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办事,特谕。由此看来,《清宫遗闻》所记道光初的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正蓝旗蒙古人松筠,在其主家有丧事时披麻戴孝、司鼓执役一事,尽管有添枝加叶及错讹之处,但并非凭空虚构。

二、主属关系残留对政治的诸多消极影响

清代宗室王公与所属旗人的主奴性私属关系,对清代政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主属结党营私。

这一问题,在康熙朝后期的储位之争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皇太子胤礽被废,诸皇子竞相谋夺储位,各自把私门属下作为争夺储位的心腹助手;属下则希望主子异日荣登大宝自己沾光而奔走效劳,四出活动,充当了各皇子党人中的重要角色。康熙就曾说,当时诸皇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大学士马齐,原隶镶黄旗满洲,皇八子胤禩封入正蓝旗后,马齐连同其家所在的佐领一起拨隶贝勒胤禩。马齐位高权重,也有活动能量,在第一次废太子,康熙令大臣们推举新太子时,马齐便在朝臣中大造舆论,联合官员们推举胤禩。

康熙察觉其活动,将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夺官,后来又将该家族之佐领从胤禩属下收回,重归自己的上三旗。 皇三子胤祉的属下人孟光祖,也曾到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活动,拉拢地方官,终被康熙派人缉捕处斩。

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属下戴铎,则给主子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谋求储位的计划,并建议胤禛大力培植本门属下人,使他们充当朝内外的要职。胤禛还曾许令本门属人借银子捐官,并命戴铎、马尔齐哈、年羹尧等属下人联络中央及地方督抚大员,以扩大本党势力。

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是对当时朝政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诸皇子与属下人结党谋位,对这场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宗室王公凭借他们的主子身份,勒索属下钱财,迫使属下旗员侵吞钱粮,亏空公帑,助长了清前期贪污之风的恶性发展。

地方官署,是官吏加征耗羡、浮收勒折、收取规礼(即陋规)的利薮,清前期的督抚多由旗人担任,旗人任府州县官的也不少,而这些旗人地方官不少又是宗室王公的属下,是他们的私属“奴才”,因而贪鄙的王公主子便以勒索这些属下地方官,作为进财的特殊渠道。

如康熙后期的两广总督杨琳,镶红旗汉军旗分佐领下人,为“敦郡王属下(敦郡王为康熙帝第十子胤䄉),王曾遣阉人赴广,据其署内,搜索非理,杨亦无如之何”。敦郡王胤䄉所以敢派人明目张胆地到杨琳的总督府内搜索钱财,正是凭借他的主子身份。而堂堂的封疆大吏杨琳,也正因为是胤䄉的属下奴才,所以对一个阉宦之辈的搜索也“无如之何”,不敢得罪主子。

这类勒索事件,在康熙朝尤为多见。早在康熙十年,康熙帝就曾针对诸王公“于所属在外官员……勒索其财物”的现象发布上谕加以训斥,但并未采取严厉的制止措施。康熙后期,已发展成较严重的政治问题了。雍正上台后对此有过透露,他说:“五旗诸王不体下情,分外勒取,或纵管事人肆意贪求,种种勒索不胜枚举,以致该员竭蹶馈送,不能洁己自好。凡亏空公帑罹罪罢黜者,多由于此”。雍正把王公勒取属下视为康熙后期官员亏空公帑这一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尽管说得有些过分,但反映出这种问题的严重性。说明这类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勒取的数额也绝对不是少量的。

如贝子胤禟,一次就向湖广总督满丕“索六万金”。无怪乎雍正说:“王成勋一州县官,伊主星尼一公爵耳,尚勒取银数千两,若属于王府而为大员者,尚可问耶?”贝子胤禟勒索属下动辄几万,诚亲王胤祉“咨意需索所属”,其数量肯定也不少。

这类恶习,雍正上台后曾严加禁止。乾隆时,由于他的政策不像乃父之严厉,所以又有所泛滥,出现“王公等于属下外任人员每多需索”的现象,为此又两次降旨申禁。 但是既然主仆关系存在,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禁绝,只不过是有所收敛而已。而且乾隆也默认:“各旗王公所属人员服官在京者,向遇年节生辰,一赴本门叩谒,尚属分所当然”,并表示“嗣后各王公属下人,唯在京向各门仍照旧不禁,其有现居外任职官因事来京者,概不许于本管王公处谒见,以清弊源,著为令”。

允许在京官员在主家年节生辰之日去叩谒,这些奴才们又怎能两手空空地去庆贺? 以他们的低俸禄,又怎能孝敬主子,只好侵蚀公帑、收受或勒索其他官吏( 主要是地方官)的规礼。再者,在京的属下官员孝敬主子,地方官的属下又怎能不向主子有所表示。所以既然有这种特殊关系,就不可能杜绝这类事情。

清代地方官吏向中央官员或贵族馈送规礼,是始终存在的事情,其中具有属下身份的地方官也不可能单单抛开他们的主家,得罪主子。

3. 管主奴役属下,干扰旗人官员行政,侵犯国家司法权。

入关后所以延续王公对旗下佐领的统辖,并继续实行分封制,除以前的遗留因素外,一个重要目的,是供受封王公于所属佐领中挑取府第护卫随从之人如护卫、护军校、亲军、亲军校,以及管理府第事务之人如长史、司仪长、典仪、散骑郎等。这些人全部由王公从属下佐领中挑取。

王公府第家务杂差,虽主要由其包衣佐领下人(包括家属)充当,实际上由于旗分佐领下人也是王公的属下,所以王公们也常常把他们当作包衣奴仆役使,而且有的役使手段相当残酷,简直是奴役。

礼亲王昭梿曾叙述:下五旗人员“皆为王等僚属,任其差遣,承平日久,诸王皆习尚骄慢,往往御下残暴”,“多有虐其所属不堪言者”。康熙朝的雍亲王胤禛对这种现象了如指掌,其实他本人本王府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上台后的第四天即发布上谕,首先禁止下五旗王公再役使现任官员的子弟:

下五旗诸王属下人内,京官自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自州牧县令以上,该王辄将其子弟挑为包衣佐领下官及哈哈珠子、执事人,挫折使令者甚众,嗣后著停止挑选。其现在行走人内系伊父兄未任以前挑选者,令其照常行走。若系伊父兄既任以后挑选者,俱著查明撤回。或有过犯、该王特欲挑选之人,着该王将情由奏明,再行挑选,特谕。

次年七月,针对王公对旗分佐领下属人之奴役,再次发布禁令：

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只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须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著开名请旨……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傥有仍将旗分人员妄行扰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职,著该旗都统等奏阐。若都统等隐匿瞻徇,一经御史参劾,即将该都统等治罪。

从雍正上谕中所反映的,诸如管主对属下“折挫使令”“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等情况看,诸王公对旗分佐领下属人简直是非人待遇,甚至“或有不肖王等,因渔色之故,多毙人命”。诸王公奴役虐待官员之家,随意“令所属人内在部院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不仅有辱斯文,有损国家体制的尊严,而且影响官员正常执行公务。

至于滥用非刑、轻毙人命,则侵犯了国家的司法权,也使属于国家编户的旗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因而皇帝不得不强令禁止。

从以上两道谕旨还可看出,雍正并未完全禁止王公对属下的役使,只是限定使役范围,如第一次谕旨,并没有禁止王公们从非现任官员子弟中挑取需用之人,即使是现任官员子弟,也只是需上报“奏明,再行挑选”。

第二次谕旨,强调的是诸王公不许将属下人员“擅行治罪”,至于在规定的所应挑取的护卫、散骑郎、亲军等等之外,若挑取本人或子侄的随侍之人,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等,也可“列名请旨”。这种带有局限性的禁令,效果当然也是有限的。

其规定的禁令所以带有局限性,正是囿于管主与属下的私隶关系,不能完全禁绝,因而,此后雍正、乾隆等皇帝还曾采取从王公属下撤出被奴役者家族的佐领、裁撤或换用由属下人充任差役人员等措施。就在雍正第二次谕旨发布两年后,又发生了管主虐待属下之事,廉亲王胤禩,只“因护军九十六不遵伊之指使、给供,遂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以直言触怒,痛加鑫楚,且推入冰中,几至殒命”,经宗人府参奏,雍正命将“九十六之宗族佐领不可留于胤禩属下,着撒入公中”。

再有,前述雍正四年,将贝勒、贝子等佐理府第事务的散骑郎裁撤。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停止王、贝勒管理府第事务的长史、司仪长由其属下官员内挑补之例,改由上三旗头二等侍卫,銮仪卫、冠军使等拣选补放等措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外,将下五旗某些功臣、近臣之家族由王公属下抬入上三旗,也与此有关,如前述正红旗汉军人两广总督杨琳,清世宗便于雍正元年三月把其家抬人正黄旗汉军,使他们脱离与敦郡王胤䄉的主属关系。

至道光十八年仍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惇亲王绵恺滥设非刑、囚禁属下多人案。绵恺是道光皇弟,分封镶白旗,性格暴躁,府内服役人员,动辄被拷打。其王府及西郊的寓园还设有囚房,专门囚禁违背其意志的服役人。该年五月,一名不堪虐待的包衣将其控告。道光帝责令有关衙门清查,结果搜出被囚者达八十二人,其中被圈禁的满洲哈哴阿官员兵丁十一名,包衣佐领下人三十一人。

这些被囚禁者“均因细故被禁”。如有的因私自探家,有的因讨求差事,有的是因在王府中互相口角。其中有一人被责打逃跑后追获,痛打后以铁链锁在书房内伺候办事人员,又被怀疑偷了房内金茶托而遭毒打,恐惧之下服毒自杀,抬回其家后,其家属“因畏王府,不敢控告”。道光帝接到审供后大怒,将绵恺降为郡王,革去宗令、都统等职务,罚俸三年。

惇王府所囚禁者即多达八十余人,被虐待者不知凡几,由此也可见,这种残酷对待属下人的恶习是经常性的。若非那位包衣人大胆控告主子,仍不得暴露。道光帝也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随即下令对下五旗王公的分封领属制进行改革,即前述道光十八年的对王公所领有的佐领数的削减,同时还规定:“嗣后八旗官员人等,文职自四品以上,武职自二品以上,其本户均毋庸作为哈哴阿,以示区别,著为令!”

以免去身为哈哴阿的品级较高的旗人本身及其家属的“哈哴阿”身份,解除他们与王公主子的主仆关系。道光帝这样做,还是与以前雍正帝一样,考虑到身为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旗人同时又是宗室王公的奴才,不免受主子役使,有损国家体制的尊严。但这次改革仍是有局限性的,既然分封领属制继续保留实行,那么下五旗的中下级旗人官员乃至大批的一般旗人哈哴阿,以及他们的家属便仍然具有奴才身份,难免不被王公主子之家驱使、奴役。

应该说,由于满族的不断汉化,以及清帝尤其是雍正对宗王的禁抑,雍正至道光诸帝又采取某些措施,抬高一些旗员的身份,使其脱离主属关系,宗室王公的领主性身份在逐渐削弱,旗人身份有所提高,但上述道光十八年发生的事件,以及道光帝所做的有局限性的改革,并继续实行旗下分封制等等事实,又使我们不能不看到,距入关已有二百年的满族内部,仍延续存在着落后的领主分封制的主属因素。

4. 落后的主奴性等级因素,影响到整个满汉官僚阶层,加大了宗宣责族与异姓官僚阶层的等级差距,对当时的行政也造成某种消极影响。

清代以前王朝的宗室王公,汉代,诸侯王位居丞相之上。清代则不然,凡大朝、重大庆典,亲王以下人八分公以上者,俱在丹陛上序立。宗室低爵者和一品以下百官则立于丹墀内,依品级次序排列。丹陛内的高高在上者,全部为显爵贵位的宗室王公。行礼毕,王以下人八分公以上可进殿内,丹墀内排列的低爵者和一品以下大臣则仍在原地。

清代的宗室王公由于始终参预政治活动,在京城与朝臣朝夕相处,因而他们与民爵、高级官员的等级差距在礼制的其他方面还有具体表现。

清前期,大学士等官与诸王共议国政的形式是,诸王端坐听禀,贵为宰相的大学士要“向诸王长跪(双膝跪)”奏事,后来改为屈一膝,直到雍正以后,才免去屈膝,但平时相见,则仍要下跪行礼,一直到嘉道及以后仍是如此,所以历住嘉庆至同治时期中央与地方官的吴振棫曾说:“今大小臣工见诸王,屈一膝为礼……盖见皇子,则双屈膝也。”

实际上官员中始终有向诸王双屈膝长跪请安者,所以乾隆、嘉庆、咸丰三朝,皇帝曾多次下令禁止。异姓公、侯、伯及一品大学士等平日出行,如果路过亲王、郡王、贝勒府门,虽未见到其本人,也要下马走过,违制者就要治罪。

再以题奏格式为例。清前期,官员奏章,凡提及王、贝勒之处,“亲王、郡王、贝勒俱抬一头书写”。如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疏,事涉抚远大将军王胤禵,即将“大将军王与皇帝并写”。臣工章奏,写皇帝之处要另起行抬一头书写,这里的“大将军王与皇帝并写”,正是沿用“亲王、郡王、贝勒俱抬一头书写”的惯例,雍正时加以禁止。官员奏章的抬写,是向皇帝等特别之人表示尊敬的礼制格式。

议政时的双膝长跪,往代的宗王与大臣之间从没有这种礼节,而这些礼节形式竟实行于清代的宗室王公与朝臣之间,反映了清代宗室王公身份地位的特殊性。雍正以后虽然免去跪议、书写抬头两种形式,但其他礼节还依然如旧,仍显示出他们高高在上。如果说往代宗室王公与异姓贵族、高级官僚同处于大致相等的等级地位的话,那么清代的宗室王公则是皇帝之下,高居于民爵百官之上的高级阶层。

清代的宗室王公与民爵百官之间的等级地位所以相差较悬殊,大概主要原因,就在于八旗领主分封制及其主属性的领属制残留下,领主宗室王公与旗人官员之间的主仆关系。在满族(泛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部,明显分出的两个阶层,旗员是处于“仆”的阶层,被称为“八旗世仆”“旗仆”“世仆”;宗室王公,主要是“人八分”的王公都处于“主”的阶层。

主、仆两阶层之间,等级差距自然悬殊。再者,旗人官员虽然各有属主,但这些属主都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王公贵族,旗人在本管主家为卑下地位,与同家族的其他受封者虽无直接统属关系,但他们之间也必然会残存一定程度的尊卑关系。如嘉庆时的一品大臣尚书景安,与礼亲王昭梿本不同旗,不属昭梿管下,但因景安的主子与昭梿同出一祖礼亲王代善,昭梿便骂景安为他家奴才。

选秀女之制也说明了这点,清代旗人之女选秀女,不仅备皇帝充实后宫,而且为皇子、皇孙以及下五旗王公及其子弟指婚,选秀前自行婚嫁者治罪。表明旗人对爱新觉罗整个家族都具有某种隶属性。旗人与宗室贵族在身份地位上的这种卑尊差距,也必然会在官场的等级关系中有所反映,因而旗员即便身为高官显爵,其身份地位也在王公之下。

在满汉复职制中,位高权重的旗人官员处于奴才的卑下地位,那些居于旗员地位之下的汉官也就自然失去了以前汉族王朝那种尊贵的政治地位,他们虽无奴才身份,而只能同处奴才的地位。

清代宗室王公与满族官员差距较大的尊卑关系,对当时的行政也产生了某些影响。清前期,诸王贝勒参政的主要形式是议政与管理部院事务。

诸王与大臣们议政时,“诸王环坐,阁臣等向诸王跪白其议”,有时“长跪移时”,一跪就是两个小时,一次,年老的大学士李之芳竟因不堪其苦而栽倒于地。 大学士们的这种所谓议政,与仆人向家主禀报事务无甚两样,所以最后是“禀承意旨,呼则以殿下”,又有如仆从去执行主子的命令。如此召则跪禀,呼则唯唯退下,他们与诸王共议,不过是为宗室王公、满洲勋贵决策提供参考性意见。

雍正朝及乾隆初,重要部院多由亲王、郡王兼管,当时若有“重臣兼部务,则一切皆唯所命”,部臣唯亲郡王马首是瞻。果亲王胤礼,为雍正之弟,乾隆之皇叔,雍正朝继怡亲王胤祥、廉亲王胤祺而管户部、工部事务。乾隆初,又兼管刑部。礼亲王昭梿说:果亲王在“任事时,謦咳所及,九卿唯唯”。

位高权重的宰辅、九卿在宗室王公面前被压制到如此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卑下地步,在往代的宗王与大臣之间是不多见的。它压制与影响官员才能的发挥,有损国家体统的尊严,因而康熙时,给事中对大学士向诸王跪白其议之事提出弹劾,要求改变这种礼制。

此后,朝臣又“奏请亲王不可兼部务”。雍正以后,皇帝为减少这种弊端,曾有意识地降低参政诸王的职任身份,如议政者任其为议政大臣,而非议政王。清末,诸王任职,皆为职官,而非王的身份,仅恭亲王奕慎有过“议政王”之衔,只不过是个名誉虚衔而已,因议政王大臣会议早已不存在,他的这一加衔,是因他协助慈禧政变成功,对他的特殊奖誉。

从这件事例也可看出,以前有“王”之身份的职任,其行政身份地位是突出高于以后诸王的职官身份的,所以,清末之时,才以“议政王”这种带“王”之身份的职衔奖酬立下殊功的奕慎。清末的官场上,任职官的王公们与一般大臣的职任身份差距已明显缩小,因而才有官员敢于弹劾任官的宗王,而这种现象,在清前期是从未出现过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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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历史上沙皇俄国有哪些壮举？

沙皇俄国，又称俄罗斯帝国。

一开始俄国只是一个在莫斯科附近的小国，其帝国的地位并不被西方所承认。而这个沙皇俄国的前身则是由莫斯科公国演变而来的，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钦察汗国分裂后的大帐汗国，使得俄罗斯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

到16世纪30年代瓦西里三世时期，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基本形成。其后亦宣称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直到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后，改称俄罗斯帝国。

沙皇俄国四个多世纪的侵略扩张史：

一．以莫斯科为中心统一罗斯地区

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是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前期完成的，即伊凡三世(1462-1505)和瓦西里三世(1505-1533)统治时期。此时莫斯科统一的主要敌手是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

吞并过程：吞并诺夫哥罗德公国——吞并特维尔公国——完成统一大业。

二．沙皇俄国16世纪的扩张

16世纪期间，俄国主要推行扩张政策，其目标一是通过陆地蚕食逐步扩大领土，二是争夺出海口。

吞并过程：囊括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向西伯利亚的初期扩张

三．17世纪的扩张——大规模向西伯利亚推进

17世纪俄国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急剧的殖民扩张，在1610-1640年的30年间，俄国的军事边界线约向南推移了450公里；而在同一时期，俄国的殖民活动几乎向东方推进了4500公里，侵占了从鄂毕河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俄国冒险家涉足黑龙江流域，开始侵占中国领土，在遭到清王朝迎头痛击后，被迫同意和平谈判。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为中国领土。

四、18世纪沙皇俄国的扩张，向西向南进行扩张

1．彼得一世时期经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改革，俄国国力逐步增强，军力逐步发展，有了同西欧强国叫板的资本，最后在北方战争（始于1700年，长达21年）中大败瑞典，得到了芬兰湾和里加湾沿岸的大片领土，控制了波罗的海，获得了彼得一世梦寐以求的“通向西方的窗口”。

2．叶卡特琳娜统治时期，俄国领土大幅增长。她在1768-1774年及1781-1791年两次对土耳其战争中，夺取了亚速海及黑海沿岸地区，兼并了克里米亚汗国，并取得了黑海至地中海的航行权。她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为俄国取得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地。

五．19世纪的扩张

继续向西扩张，自12世纪后半期即被瑞典统治的芬兰，于1809年俄瑞战争后并入俄罗斯帝国。其次又在1858年5月，其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际，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署《瑷珲条约》，规定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更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整个吞并，从而获得了海参崴这个远东优良深水港。并且俄国在北美亦有土地，即今阿拉斯加，但1867年将其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疯狂扩地之美国。最后沙俄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亚地区，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国又失去了西北地区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大规模向中亚扩张，1877年，侵占整个中亚地区，并企图通过支持浩罕汗国的阿古柏染指新疆，且出兵攻占伊犁，最后在左宗棠强大军事压力、曾纪泽坚决交涉的情况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但还是割走了中国在新疆的不少领土。

在经过四个多世纪的侵略扩张，曾经只是个领土范围仅在莫斯科的小国家一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领土仅次于大英帝国和蒙古帝国，全盛时期的沙皇俄国领土面积高达2280万平方公里，而在这些被侵占的领土中，多半曾经都是中国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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