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孙承宗传，为何两度叛降却安然无恙？

祖大寿两度叛降，但仍然不失为忠臣，也显示不出他失信，这就是祖大寿能够安然无恙的根本。

祖大寿去修大凌河城，被皇太极围困，明军组织几次救援无效，祖大寿试着突围也没成功，城中无粮，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祖大寿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死，二是投降。祖大寿选择了投降。

松锦大战，明军大败，主帅洪承畴投降，解救祖大寿的锦州之围已经没有任何希望。锦州城出现了和大凌河城一样人吃人的情况。祖大寿再次选择投降。

祖大寿大凌河城投降后，皇太极对他礼遇有加，待为上宾。祖大寿利用皇太极的信任，对皇太极说，锦州城还不知道我投降，我带兵回去，将来咱们里应外合，轻松就能拿下锦州。皇太极答应了他的要求。祖大寿到锦州后，杀掉跟随的清兵，关闭城门，据守锦州。皇太极催他行动，他总说不急。清兵攻城，祖大寿杀了不少清兵。

皇太极这时清楚祖大寿是诈降。可是当锦州城破，祖大寿再次投降时，皇太极并没有杀他。实际上皇太极有两个考虑，第一是出于政治目的，大清朝缺人才，他要笼络人才，让大明的大臣看看，这样背叛我的人，我都不杀，都给予优厚待遇，其他人就不用说了。第二是杀了祖大寿就相当于宣布，当年放他回锦州是错了，不杀说明当年没放错，而是另有目的。

崇祯不杀祖大寿是他没有机会。崇祯二年北京保卫战，崇祯平台招对，说是议粮饷，祖大寿和袁崇焕一块去的，逮捕袁崇焕时祖大寿就在当场。当时把祖大寿吓坏了，袁崇焕如此为崇祯卖命却是这种下场。崇祯让祖大寿继续在北京勤王，祖大寿不给崇祯玩了，带着关宁军回山海关了。他的老领导孙承宗，到狱中找袁崇焕写信，祖大寿才被叫回北京，继续抗击清兵。

祖大寿回到北京继续勤王，拔掉了清兵留在关内的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个钉子。崇祯招祖大寿面圣，祖大寿害怕不敢去，因为抗旨不遵，擅自离开战场是杀头之罪，祖大寿说，“对不起，我有事，去不了！”

祖大寿回到关宁锦防线，受孙承宗指派去修大凌河城，被皇太极围困，孙承宗组织几次救援都不得手。崇祯觉得孙承宗老了，要换掉他。于是想请祖大寿喝茶，聊聊战场形势。祖大寿说，“对不起，没那爱好！不去。”回头说，“俺老祖，只喜欢砍人，不喜欢被砍！”祖大寿清楚，上次是抗旨不遵，这次又添了个投降，只要见面就有被杀的可能，他绝不给崇祯机会。

祖大寿投降和现代美军有点像，但是怎么说也是投降，和儒家要求的忠君思想违背，所以被列入《贰臣传》，但是他假投降，真抗清，不忠崇祯却忠于大明，这是更高一层的忠，不是愚忠。祖大寿叛降倒是更显得他对社稷的忠。

2. 为何在松锦大战中一败涂地？

洪承畴在关内对付农民军，那真的是一把好手。他虽然是文官出身，但是带兵打仗的能力超强。把李自成打得丢盔弃甲，躲进了深山老林之中。

深受崇祯赏识的洪承畴，也躲不过接手蓟辽总督的厄运。这个职位在明朝末年，那是有毒的职位，基本上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孙承宗被提前下岗，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刘策被弃市。经略辽东或者担任蓟辽总督，似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这个时候你让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小心肝不得扑腾扑腾地跳啊？况且人家擅长打内战，对外可能就没那么大的本事了。

在松锦大战过后，洪承畴兵败被俘，大明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整个关外地区，除了吴三桂的人马尚属明朝外，几乎全部投降清军。是什么造成了洪承畴如此大败？

一、洪承畴和辽东这帮将领压根不熟。

洪承畴带兵期间，主要是在关内，他的心腹人马自然也都是从关内带过来的。比如说左光先、曹变蛟、马科等人，都是洪承畴手下骁勇善战的猛将。

这些人带着大军来到了辽东战场之上，他们首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并不是商量着如何排兵布阵对付清军，而是打算取代昔日在辽东称王称霸这帮人。

最早在辽东只手遮天的人是李成梁，李成梁告老还乡以后，老李家依旧在辽东很有影响力，因为他的几个儿子都是这里的土霸王。

此外李成梁手里还调教出了一大帮武将，这些武将也成为了辽东根深蒂固的力量，就连崇祯皇帝轻易都不敢动当地的武将。

比如说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舅舅祖大寿等等，都是老李家一手提拔上来的武将。他们在辽东的势力，那是新来的洪承畴集团，无法取代的。

新老集团济济一堂，这对洪承畴这个辽东的最高统帅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既要满足自己集团的根本利益，又要保证辽东本土集团不会闹事。

你觉得如果是你，这种问题好解决吗？当然不好解决。蛋糕就这么大，本来是一家人分，现在两家人来分，而且分蛋糕的人，还偏袒外来户，你说这关系能处好吗？

所以说洪承畴到辽东的时间太短，1639年洪承畴成为蓟辽总督，1641年松锦之战开打，短短2年时间内，就想要磨合如此庞大的两个集团，实属不易。

二、崇祯集团步步紧逼，不给洪承畴喘气的机会。

松锦之战为什么会开打？1639年洪承畴到任以后，一直忙着布防，没有做出过进攻的举动，这和当年的袁崇焕如出一辙。

其实谁到了辽东，都知道对付清朝的人马就应该这么打，以守为攻才是上策。可是崇祯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杀掉了袁崇焕，依旧搞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在洪承畴到任不久，崇祯便逼迫洪承畴出战。1640年，被逼无奈的洪承畴在塔山、杏山均遭到了清军重创，于是他又撤了回来。

这个时候他打算步步为营，按照孙承宗留下来的战法，一步步向前推进。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和崇祯再次催战，洪承畴知道，如果不来一场大胜，他这个蓟辽总督估计就要和袁崇焕一个下场了。

因此松锦之战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打的，你说洪承畴顶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再加上时间紧迫准备不及时，他能打赢这一场战争吗？显然不能。

对方的清军那是以逸待劳，而洪承畴属于自投罗网。他内部的矛盾都还没解决，各集团的人马就被拉上了战场，很显然这些人不会齐心协力地作战，最后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崇祯想要速战速决，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因为辽东的消耗实在是太大，每拖延一天，对大明朝来说都是重创，所以崇祯一直想着速战速决，这就有点长平之战中，赵孝成王的感觉了。

三、上头人、手下人都不听他的，洪承畴也是很为难。

当时洪承畴的计划是，慢慢逼近锦州，且战且守，用时间来消耗对手，最终击败清军。可是陈新甲和崇祯都在让他速战速决，因此洪承畴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计划，改成了速战速决。

明朝大军全部集结在一起，就想着跟清军干一架。这个时候皇太极的人马也已经从盛京赶来支援，而济尔哈朗的人马已经切断了明军的粮道。

洪承畴的大军连回去的路都被人家堵死了。这个时候洪承畴认为，唯有拼死一战，才能够有生还的希望，才能够打出明军的气势，也才能够躲过被崇祯清算的厄运。

可是他手下的各大总兵官们，却认为只有往南突围，才能够有生还的机会。显然各大总兵官的想法很正确，他们想要给明朝保留大部分战斗力，而洪承畴是想要跟皇太极对赌国运了，风险实在是太大。

最终洪承畴向他们妥协，可就在确定了南撤的计划以后，明朝军队内部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因为有部分人马不听从指挥，提前撤退了。

这可完蛋了，因为13万大军就这么骚乱了起来，谁也不听谁的指挥，纷纷提前行动，结果清军有组织地歼灭了大部分明军。

总结：洪承畴的投降，标志着大明朝气数已尽。

洪承畴带着残余人马，在松山防守了半年之久，最终粮草耗尽，成为了皇太极的俘虏。他本来打算绝食而死，因为洪承畴是大明朝最后的希望，是抵抗清军的领袖。他如果投降了清军，那大明朝可就真的没希望了。

可惜的是，这个时候清军汉臣范文程给了洪承畴一个台阶下，最终劝降了洪承畴。洪承畴投降以后，防守锦州的祖大寿也宣布投降。紧接着塔山、杏山全都成了清军的地盘，关宁锦防线正式土崩瓦解。

大明朝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清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整个东北。1642年松锦之战的结束，标志着清军具备了入关的条件。

参考资料：《清史稿》《明史》

3. 祖大寿为什么要杀何可纲？

祖大寿是明末辽军中的一位资深老将。在明清争夺辽西的战争中，他和其集团的向背至关重要，明廷视祖大寿军为重要的抗清生力军以及京师屏障，所谓“祖大寿一兵，实为天下雄锐，其动定便关轻重”。正因为这样，他也是清军极力争取的对象，在与清军多次血战之后，于崇祯十六年（1642）率部投降清朝。而其与众多降清将领相比，最特异之处就在于他是两次投降清朝，确实并不多见。此前一次降清是崇祯四年（1631）的大凌河之战，而提问者所说祖大寿杀其副将何可纲一事就发生这次战役中。

先来说说大凌河战役的梗概，以了解祖大寿的处境。崇祯四年，明廷督师、太傅孙承宗为了扭转辽东局势，恢复旧疆，建议对之前废弃的大凌河重新修筑，并让祖大寿军镇守此地，以此达到挤压后金战略空间的目的，这项措施得到了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的支持并得以实施。但是，随着梁廷栋被罢免，廷议腾起，包括新任兵部尚书熊明遇在内的大臣以“大凌荒远不当城”为由，建议撤守大凌河城，撤离了筑城班军14000人以及保护工地的石砫土司兵10000人，而当时负责筑城的邱禾嘉不同意，祖大寿也因为大凌河城工即将完成，不想放弃，于是独率其军继续守在大凌河城，此时城内军队、商民共计30000余人，其中祖大寿所率的关宁军为14000人，但是城中粮草只有10000石，城工也只是完成大半，单从物资储备来看，大凌河城根本就不具备长期坚守的条件。

而对于清廷一方来说，根本就不能容忍明军在眼皮子底下开疆拓土，于是率领八旗军和外藩蒙古兵约6—7万人前来拔除大凌河城（注：《清实录》未记载具体出兵人数，只云德格类、岳托出兵2万人，据朝鲜人观察约在6—7万上下，加上皇太极所率兵力和外藩蒙古兵，数字大约如此）。此次进攻大凌河城皇太极决定采用重兵围困，掘壕长守的方式迫使大凌河的城中的守军不战而降。

可以想到，此时的情况对祖大寿可谓是相当不利，如果城内本就短缺的粮食一旦消耗完毕，不用清军攻打，城内官兵也就会自行死于饥饿之中。突围也不现实，清军围困的像铁桶一般，祖大寿数次突围均被击退。所以，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明廷派援兵解围，然而，明军前后四次的解围心动均告失败，尤其最后一次救援，明军4万主力几乎被后金歼灭，至此明军再无能力救援大凌河城。突围不行，救援指望不上，只能坐困城中，而城中粮食短缺，“大凌城中粮绝杀马而食”，据史书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凌河城中的惨状令人目不忍视，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清太宗实录·卷十》：明大凌河城内粮绝薪尽，军士饥甚，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旦夕不能支。

而清军从城中逃人中打听到祖大寿一军饥饿交困的事实，抓紧对祖大寿进行诱降活动，被祖大寿数次拒绝。可以想到在这段时间祖大寿心里其实非常的挣扎，面对部下的凄惨处境，他的内心肯定是非常难受的，心理压力过大，总有其临界值，所以开城降清确实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祖大寿干了一件对不起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歉疚之事，就是将反对投降的何可刚杀死（注：《国榷》之说何可刚更像是自杀，可信度低，故不取此说）

《清太宗实录·卷十》：独副将何可刚不从，大寿执之，令二人掖出城外，于我诸将前杀之，可刚颜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城内饥人，争取其肉。

从事后来看，祖大寿这次是伪降无疑，其杀何可刚的目的可能有二：第一、为了保全自己的部下只有开城投降一途，而何可刚竭力反对，投降一事就不能顺利进行。第二、祖大寿本人不想真降，且不说他本人当时可能对清廷各种不服，毕竟他的妻儿老人也在锦州城，如果贸然投降，也有可能全家被杀，而杀死何可刚就等于是向皇太极交了投名状，让皇太极对他的假投降放下戒心。我感觉以上就是他杀何可刚的具体动机。

至于对祖大寿降清之事怎么看？我们就要重点分析祖大寿其人，在我眼里看来，他的身上有两种属性：

第一、积极的一面，祖大寿确实是一个有忠义思想的明朝武将。他的祖上据《明季北略》记载乃是滁州籍贯，这就意味着他的家族可能随明太祖北伐，最后在辽东扎根，是个老资格的世代武将家庭出身，这就不可避免的受到正统观和封建气节观念的影响，这从其母亲和妻子的言行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崇祯二年，祖大寿因袁崇焕被杀一事，率军哗变，遭到了母亲的痛斥，其妻子“亦以大义责其夫”。

《山中闻见录·卷一》：大寿母忠智明大义，怒骂大寿曰：“朝廷有急，汝今不顾门户宗族耶。老妇不能为汝系狱，没作宫婢。”

从其母亲的为人说明祖大寿的家庭教育并不差，潜意识里还是有些忠君爱国的观念，这也是他能抗清的原因之一，史书上也承认他于抗清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孙承宗评价遵永之役，言祖大寿恢复遵永四城功不可没。

《孙承宗集·后督师奏疏》：惟东将负直前之气，肉薄先登，乃东兵决必死之途，鱼贯而上。

而其后守卫锦州也是到了“城内粮尽，饥民相食”的地步才投降，恨的清朝的宗室们喊杀之声一片，如果不是皇太极出面庇护，只恐怕早就被砍成肉泥了，“尔之背我，一则为尔主，一则为尔妻子宗族耳，然得汝尔不加诛之意，朕怀之久矣”。

第二、消极的一面，祖大寿不仅是明将，他也是还有军阀性质的辽东武将集团的绝对核心，这就不可避免的将“国”与“家”的地位置于相同地位上，他本人也说过“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所以当以祖家军为核心的辽东武将集团要受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他难免就会选择妥协投降，而不会像卢象升、金国凤一样全力抗清，直至殉国。

所以他身上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他能抗清，但不会全力以赴的行为模式。至于降清后，除了上陈一份入关为清廷入关出谋划策的奏疏，再无其他动作，也许他对皇太极的不杀之恩是感激的，但他作为一个“大节有亏”的人，心里也一定怀有愧疚感，这种重压之下造成的心理萎缩，使一个人再也不能发光发热。《清史列传》只用十几个字就总结了祖大寿最后十年的人生，也突出了他最后的生命如同苟活，黯淡无比的事实。

引用文献：《清太宗实录》、《清史稿》、《明史》、《山中闻见录》、《孙承宗集》

4. 中国古代的一两银子？

古代一两银子相当于多少人民币？确实如题主在题目正文里所说的，这个问题必需就不同时期进行讨论，而且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些，还可以针对不同的文明或者说国家进行讨论。而这之间的差别其实是相当大的。上古时期的国外银价

关于白银进入货币流通领域，其实在中国是比较晚的，因为中国本土并不富产白银，所以虽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白银就开始少量被用于铸币，但白银真正进入流通领域还是从唐末，甚至是五代时期开始的。

（古巴比伦银币）

不过在世界其它一些文明地区，白银则很早就开始进入了流通领域。比如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巴比伦地区，就已经开始将白银作为货币进行流通。而在当时一个巴比伦的普通工人工作一天大概能挣2.1克银子，如果按中国古代大约37克算一两计划，一个古巴比伦工人大概工作18天左右能挣一两银子。

而在当时，一头绵羊的价格大约是2.6克到16克不等，也就是说一两银子差不多能买2到14头绵羊（大小不一）。而在现在，一只成年绵羊的价格差不多是600元到2000元左右，所以这样算，当时的一两银子大约至少能值今天的4000元左右。

（古希腊银币）

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一个工人工作一天大约能挣4.3克白银，这样一个月大概能挣四两银子左右。而当时一两银子在古希腊差不多能买25公斤的橄榄油，如果一公斤橄榄油现在的价格按70元来算，那么在古希腊时期的一两银子大约能相当于现在的1800元左右。

中古时期东西方银价比较

而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在公元1300年前后，一名英格兰的工人大约一年能挣672克银子的工钱，也就是大约相当于21两左右的银子。那么这些钱当时能买什么呢？当时大约1到3钱银子能买一升葡萄酒，一钱银子能买20个鸡蛋，5钱银子能买1个斧子。而如果按现在20个鸡蛋能卖30到50元左右来计算，当时的一两银子在英国大约值300到500元左右，但如果按红酒的价格来算，大概至少能达到600元以上了。

（中世纪英国银币）

而这个时期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中晚期的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差不多可以买两石普通大米，而两石大米相当于94.4公斤，如果按现在最普通的一公斤大米六块钱的价格，当时的一两银子大约能值570元左右，可以说跟1300年前后英国一两银子的价格差不多。

（明朝天启年间铸造的银币）

但万历时期其实已经到公元1600年前后，已经晚了300年左右。而在这300年时间里，因为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美洲银矿的开采，再加上明朝的海外贸易等原因，所以无论是明朝还是欧洲的白银价格其实都已经贬值了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明朝的白银价格相当于300年前白银在英国的价格本身已经说明中国的银价在古代始终贵于世界很多其它国家。

（明朝银币）

而这种价差甚至也成了中国由富变穷，从古代的领先世界到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白银在中国的价值长期比在世界其它地区高，所以新大陆发现之后，欧洲人用美洲出产的廉价白银从中国人手里换走了大量当时的优良产品，而中国人辛勤的工作换来的就只是美洲银矿里唾手可得，在世界其它地区并没有太大价值的银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是中国赚取了大量白银，但实际上却是中国的财富被别人用廉价白银大量转移到了欧洲，

（银价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国运的兴衰）

甚至后来因为中国白银高度依赖外国，西班牙和日本在明末中断对中国的贸易还造成了明末的金融危机，这也成了明朝最终灭亡的导火索之一。所以从不同时期白银的价格乃至中外银价的对比上，我们甚至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国运兴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5. 吴三桂怎么没被编入贰臣传？

乾隆一直都是个很爱折腾的人，所以就算成就比他爷爷差很多，能力也完全比不上他爹，却依然自称“十全老人”，往死里夸自己。

（乾隆皇帝）

这位爱享受、爱表现，还爱四处盖章的皇帝，做出些脑洞大开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贰臣传》这东西，还真不是瞎折腾的。

什么是“贰臣”呢？很简单，就是那些在明朝为官，后来投降清朝的官员。乾隆还把这些“贰臣”分为了甲乙两等，投降过来有贡献的是甲等，没贡献的是乙等。至于吴三桂，因为造反，连“贰臣”都算不上，进了《逆臣传》。

再说点题外话，有没有觉得这是一本奇书？

（《贰臣传》）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对于前朝（或对手）投降过来的臣子，无非有两种处理方式：要么当时就砍了，要么不计前嫌好好利用。

而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愿意善待这些归附来的大臣，甚至委以重任，以表现自己胸怀天下。那么，乾隆是脑袋进水了吗？你祖宗们都没说人家是“贰臣”，你现在还专门编书羞辱人家，你不是打老祖宗的脸吗？

所以，乾隆一定有自己的目的，才会这么折腾的。

（影视剧中的雍正）

大家一定听说过《大义觉迷录》吧？当年雍正为了缓和满汉矛盾，亲自审问“反贼”，并且把相关资料汇编成册，也就是《大义觉迷录》。这东西可是费了雍正的不少心血，结果乾隆一继位，就把这书给禁了。

很多人都认为，是雍正抖落了太多的宫廷丑事，而且一个皇帝亲自解释这么多事情，有点傻了。乾隆一生气，就给禁了。实际上，这种刚继位就表示“爹你傻了吗”的行为，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乾隆这个孩子的脾气，就是喜欢和他爹对着干。乾隆坚持“两个凡是”方针：凡是爹喜欢的我就烦，凡是爹认定的事情我就要打破……

究其本质，乾隆所干的事情，就是清朝统治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处理“满汉关系”的一次转折点。

（《大义觉迷录》）

在乾隆之前，清朝统治者都非常强调“满汉一家”，你看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非常强调三个问题：不要分什么“华夷”，有德行的人就可以成为君主；大清的天下，是从反贼李自成手中得来的，而不是篡夺明朝社稷；明末的皇帝也非常昏庸，清朝有理由取代它统治天下。

说白了就是：大家不要计较这么多，咱们是一家人。

所以，不管康熙还是雍正，都不会折腾出《贰臣传》，因为对外宣传中，大家都是一家人。

然而到了乾隆朝，这一切都变了，“满汉一家”的说法，没必要强调了。

（清末八旗子弟）

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就是统治稳定，再无影响朝廷安危的叛乱造反——也就是说，乾隆没有必要再“讨好”汉族文人士绅。

其次，看似一片盛世，不满朝廷统治的人依然大有人在。因为不管怎么强调，八旗子弟的特权依然存在，朝廷官员中也是以满人为主，汉族文人内心当中早有不满。乾隆十六年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一份揭露斥责朝廷的文章，能流传全国十八省，人人竞相传抄，足见“满汉一家”的虚假宣传已经没有作用了……

更重要的是，清廷制度八旗子弟不许务农经商，全靠朝廷供养。清初倒还没问题，到了乾隆初年就开始麻烦了，因为在册的八旗子弟越来越多，怎么养这么多人也就是个棘手的问题了。

（清末八旗子弟）

满汉矛盾在此时越来越大，只不过一直是暗流涌动，没有爆发而已。乾隆要强化的，就是八旗子弟的特权思想，满族统治者不可动摇的地位。不管是封禁《大义觉迷录》，还是编纂《贰臣传》，都是像天下人宣告：清朝统治是不容置疑的，没必要和你们解释这么多；大清的天下是正统的，你们这些前朝旧臣、汉臣，并没有这么重要。

所以，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自己都说明白了：“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你看，人家是为了“大一统”，“不得不”用了这些前朝臣子。

乾隆还说了，“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你看看这些“贰臣”，就因为主子遇到危难了，就贪生怕死、奴颜婢膝的投降了，算什么“完人”！

这句话明摆着是告诉天下人，尤其是文人汉臣，老老实实服从管理，忠心耿耿才行。敢有一点三心二意试试？连以前的功臣我都敢羞辱，更何况你们！

6. 努尔哈赤是如何崛起并建立后金的？

努尔哈赤十岁时，其母喜塔喇氏病故，继母纳喇氏主持家务，可继母是位刻薄狠毒的女人，经常对努尔哈赤弟兄进行挑剔和责罚，努尔哈赤被迫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他常常翻山越岭，穿入林海、挖人生、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集市上换钱，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十五岁那年，生活的艰难迫使努尔哈赤带着十岁的弟弟离家出走，投奔到外祖父王杲门下，王杲是个汉化程度较深的女真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在动乱中发迹，成为建州女真的一位首领，然而却不安分，无视明朝边关政令，常常扰边作乱，进犯边关。后被明朝总兵李成梁攻破王杲屯寨，王杲被杀，努尔哈赤也被俘虏，李成梁见他聪明伶俐，便把他留在帐下做了书童，专门伺候自己。 十九岁时，努尔哈赤与佟佳氏成婚，借机离开李成粱。按照女真习俗，男儿成婚就要另立门户，可心肠歹毒的继母也以此为借口，只给他一点家产就赶出家门。努尔哈赤又开始靠采集狩猎维持生活，经过几年的辗转各地，促使其有了更丰富的阅历。 二十五岁时，由于努尔哈赤的舅舅阿台发誓为父(王杲)报仇，屡犯边界，纵兵烧杀扰掠，这可激怒了明朝总兵李成梁，决意发兵征剿，攻打古勒城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其父塔克世一同前去救援，后来阿台的部下听信另一位城主尼堪外兰的谎言，杀死阿台，献城投降。李成梁进城后大肆杀戮，也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 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悲恸欲绝，亲自质问明廷边吏，明廷交还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遗体，并让他袭任祖父之职，当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努尔哈赤发誓要报杀父之仇，只因力量单薄，还无力与明抗争，便整点其父祖遗留的十三副盔甲，开始征战建州女真各部，通过几年的征伐，扈伦女真、东海女真和建州女真达到统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宣告建立大金国。

万历未年，明朝政治极为腐败，宦官当权，党争激烈，皇帝朱翊钧二十多年不问朝政。努尔哈赤窥清了明朝内情，认为正是伐明的大好时机，决定出师南伐明朝。

万历四十六年(1618)，攻陷抚顺，次年，萨尔浒大战又获胜，三个月后又攻取开原、铁岭。

后来熊廷弼镇守辽阳后，辽东局势趋于稳定。可由于熊廷弼性情刚直，不受贿循私，不巴结权贵，得罪了奸佞小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弹劾而罢免，改派袁应泰，又把辽东防务搞个一塌糊涂。

努尔哈赤又趁机攻取沈阳，辽阳。引起明廷震惊，重新起用熊廷弼，然而，靠阉党升官的王化贞不听号令，又导致广宁城失守。明熹宗竞把熊廷弼当作替罪羊处死，暴尸不葬，传首九边，大失人心。又改派孙承宗坐镇辽东，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立即整饬边备。

由于魏忠贤的忌恨和排挤，又用阉党高第换掉孙承宗，导致宁锦防线被破坏，尽撤各地防务，将各城兵力强行调入山海关。只有袁宗焕坚决不撤，誓守宁远孤城。

努尔哈赤又趁机占领辽西大小城池，在攻打宁远城时，被袁崇焕炮火击中负伤，失败撒兵。

败归沈阳不久，努尔哈赤又率兵征讨蒙古喀尔喀巴林部，虽然获胜，但不久于1626年因痈疽突发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7. 崇祯死前为何给魏忠贤收集骸骨？

不知何时开始有网文为魏忠贤等一派阉党洗刷罪名 他们所持有的一种论调：“曹化淳在城破前给崇祯说 如果魏忠贤在 不至于搞到这样的地步 崇祯帝对此默认 然后下令让曹化淳给魏忠贤收尸” 云云 所以由此得出一种奇葩而毫无论据的谬论——“魏忠贤不死 大明不亡” 此辈居心叵测 不能用客观的史学态度对历史严谨考证 而浮躁之风气蔓延 听风是雨 亦难得有那么几个业余爱好者站出来为此澄清 笔者不才 但亦求词人才子共鸣焉

按冯梦龙所辑《甲申纪事》录《燕都日记》说道：“辛丑十三日，...起复内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化淳昔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首。”

而其他如《北略》《石匮书后集》《纪事本末》皆有记载 但是笔者通过考证史料发现 就“起复”与“收葬”联合起来看 其存在着时间上与逻辑上的矛盾

一、时间上的矛盾

按：《燕都日记》谓“辛丑十三日” 但是并没有看到哪家史料还有记载“辛丑十三日”完全相同的字样 而其他有记载“起复”的史料 或者直接说“十三日” 比如《烈皇小识》谓：“十三日，各城门分设红夷大礮给守城军，...是夜，上命襄城伯李国祯团练京营兵，又命太监曹化淳督理城守。” 并不说干支时辰

或者干脆用干支表示 而不明确 如《崇祯实录·卷之十七·怀宗端皇帝十七》谓：“庚子，寇薄近郊，...上日召对，...召前太监曹化淳等守城。”

或者有记载“壬寅十四日”的 比如《石匮书后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纪》谓：“十四日壬寅，日月两旬无光，是夜风色阴惨，...南京孝陵夜哭。起复太监曹化淳守城，又命收葬魏忠贤骸骨。”

《小腆纪年·卷第三》亦谓：“壬寅十四日，明南京孝陵夜哭。...明起复太监曹化淳守城，收葬魏忠贤尸。”

《国榷·卷一百·思宗崇祯十七年三月》谓：“十四日壬寅，召前太监曹化淳等守城。”

《石匮书后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纪》谓：“十四日壬寅，日月两旬无光，是夜风色阴惨，......南京孝陵夜哭。起复太监曹化淳守城，又命收葬魏忠贤骸骨。......“十七日午时，......须臾，贼大至，环攻平则、彰义二门。城外三大营皆溃。”

又《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七·毅宗烈皇帝纪》谓：“已巳，贼数十万薄京城，环攻九门，烽火照宫中。次日，召对后，...城外三大营溃降贼。传命内臣守城。”“丙午，日色无光，天气阴惨，人心愁惑，彰义门开。”

从《明季北略·卷二十》对当时时间明确记载来看：“十三城门设砲，辛丑。”“十四孝陵夜哭，壬寅。......召旧司礼太监曹化淳戴罪守城。上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十五日居庸关陷。......十五日癸卯。”“十六报贼焚十二陵。甲辰黎明。”“十七贼围京。乙巳，上早朝。......俄攻平则、彰义等门矣，城外三大营皆溃降。”“十八日申刻外城陷。丙午早。”

所以可以通过以上对比发现 这些正史也好 野史也罢 在对时间上的记载 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最后通过《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严谨考证来看 似乎才是定论 曰：“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

至于曹化淳开彰义门一说（见上） 王世德《崇祯遗录·十七年甲申》谓：“外城西南隅，地名烟阁，皆回回所居。十八日，贼攻广宁门急，群回倡乱开门，外城遂陷。次日，贼自东直门角楼缘城而上，大城遂陷。野史云宦官献城，非也。”

清人馆臣修《明史》 多加考据 最为严峻 而总结说：“广宁门之启，或曰太监曹化淳献之，或曰化淳实守东直门，而化淳入国朝（引者按：清朝），上疏奏辨甚力，时仓卒莫能明也。”（ 《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传二·高起潜传》）

以上史学家之中 严谨治史的其实只有谈迁与查继佐 谷应泰 计六奇稍逊之 而偏偏在时间结构上唯独谈迁与查继佐处于当时历史背景下（谈迁万历二十一年生 查继佐万历二十九年生）并且两人都作为明朝官员的身份 进入政治中心的存在（迁在阁臣高宏图门下 又为吏书张煌言器重 举中书舍人 意与修史 未果）但他们两人对其事并不提及 或者只是说“或曰”

查继佐言“诏襄城伯李守锜子国祯及都督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等提督京营五万，背城守，辄溃不用命。复令御史王章等督内臣守。”（《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七·毅宗烈皇帝纪》）

谈迁则曰“申刻，彰义门启。或曰：太监曹化淳献城开门也。”（《国榷·卷一百·思宗崇祯十七年三月》申刻条） 谈迁以“或曰”而言 亦颇疑之

结论是：可以肯定除了《明史》《崇祯遗录》以外的史学论著 他们在时间上的记载所存在的错误 近似于一种“道听途说”的情况 甚至如谈迁也堕入其中 但好在他在以后的记载中用了“或曰”二字 他们对当时历史的记载并不严谨 即不准确 故而所谓让曹化淳守城与令收葬魏忠贤遗骸都不准确

二、逻辑上的矛盾

以上史料记载曹化淳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因传谕收葬忠贤遗骸。” 就逻辑上来讲 其实存在就着的极大的矛盾

按曹化淳在光宗时已经在王安门下为亲信 而魏忠贤为了掌握内廷权力 曾联合客氏对王安进行杀害 夺取其秉笔太监的权力（其时 熹庙欲进掌印 安稍辞之 二人遂阴语熹庙许之） 而曹化淳对其上司王安又是很忠敬的

按：《酌中志·卷九·正监蒙难纪略》曹化淳上疏崇祯帝为王安请正名 建立祠庙进行祭祀：“今上登极后即沾恩恤，崇祯二年夏，曹太监化淳等复具疏，催部覆改祠额名“复蒙圣恩”，赐祠额曰：昭忠。”

再加上魏忠贤也对王安手下的一群宦官进行迫害而肃清 其中就包括曹化淳

同书《卷九》又谓：“其名下惠公进皋、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杨公春、张公若愚等，皆重责，酷刑备至。凡发南京者，昼则墩锁，夜则打更。曹公等数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数月亦发南京。”

基于以上两种情况 鉴于自己曾经忠敬的上司王安遭到杀害与其自身遭到如此残酷用刑的打击 又怎么会再为魏忠贤说天大的好话？如此大仇 逻辑上如何说得过去？

一则《小腆纪年·卷第三》在记载说：“明起复太监曹化淳守城，收葬魏忠贤尸。化淳昔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因传谕收葬忠贤遗骸。” 但作者徐鼒却说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冯梦龙说的 我只是拿过来用用 徐鼒谓：“考曰：本冯梦龙'燕都日记。' ”但是徐鼒不知道 连冯梦龙都是抄录 也就是说 这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笔下的史书 他自己对这个《燕都日记》作者是谁也不知道 冯梦龙只是摘录进入《甲申纪事》而已 其《甲申纪事》尚且属于野史稗乘 何况佚名之《燕都日记》呢？

二则姑且按崇祯十七年三月壬寅十四日 而这距离大明帝国京师十七日被李自成起义军围困还有三天 而李自成已经于十五日攻破居庸关 局势汹汹 以崇祯的作为 哪里还有心思为魏忠贤收遗骸？并且按崇祯“刚愎自负” 在对深恶痛决的魏忠贤阉党进行肃清以后 如何会承认自己的错 再去为魏忠贤翻案？

故而当时担任锦衣卫佥事的王世德著有《崇祯遗录·十七年甲申》证实道：“野史有上命收魏忠贤骸骨一说，不知何来，荒谬不足辨。”

《崇祯遗录》在编者说明一栏有云：“王世德，......崇祯时官锦衣卫指挥。......据其子王源《居业堂文集》称，王世德'常居宫中宿卫，于崇祯朝廷礼仪大典、政局变化皆'委备详核'” “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一日，......世德在职，躬遇非传闻也。””基于这种情况 有必要相信其中相关记载

当时国家破亡 腐败的士大夫阶级意图把亡国的大罪推卸给“臭名昭著”的宦官而谩骂诋毁 “作者欲为大臣回护，置本兵、总协、文武大僚不问，专责宦官，宦官何足轻重乎？” 故而“以书生谫陋之见而为私人标榜之词，真堪浩叹。” （《崇祯遗录·十七年甲申》）诚如王世德所言

在明清之季文人墨客的笔下 透露着一种社会转型与文化的变迁 他们士大夫阶级大多数腐败已极 对于国家大事 完全不知为何物 只知道富贵而已 这方面的史料比比皆是 但取《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九·武臣·郑遵谦传》曰：

“明之绅士，大约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是计耳。宁有君父之戚，家国之感乎哉！故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目义士皆怪物耳！”

盖仆考证至此 非必为曹化淳证诬 乃就史实中经过者言之 以旁证“魏忠贤不死 大明不亡”之谬论 乃识者自知之耳